【石頭引】
大家好！《博士論文》專欄好久沒有更新了。感謝大家的耐心等待，再有20篇，加上我自己的第100篇，這個專欄就會告一段落。不同的學術成長環(huán)境所塑造的學者心路迥乎不同，我們之前邀請了很多內(nèi)地、香港、美國和英國等高校培養(yǎng)的學者，本期嘉賓我們邀請的是一位臺灣學者，讓我們聽聽他的分享。
【作者簡介】
蔡文軒，臺北“國立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1975年8月14日生，研究領域為中國政治制度與發(fā)展。
郵箱：whtsai@gate.sinica.edu.tw。
【寫在前面】
從2012年開始，我的研究旨趣，在于回答“中國研究”學界的一項重要命題，也就是Andrew Nathan提出的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它成為2003年之后，西方相關學術著作當中，出現(xiàn)最頻繁的詞匯之一。但西方的著作，多流于概念式的抽象討論，鮮少聚焦于具體的制度面向，去分析何以沒有“民主轉(zhuǎn)型”的中國，卻仍能維持其政權的執(zhí)政能力，從而達到政權存續(xù)的目的。欠缺具體的制度討論，可能會讓學界難以從經(jīng)驗證據(jù)的角度，更精致地理解并觀察中國體制內(nèi)部的運作狀況。
我在近年來的研究與著述，希望彌補這個缺憾。從2012年迄今，我在西方學術期刊，發(fā)表或已被接受的論文，達到25篇，其中有24篇被接受或發(fā)表在名列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的重要期刊。我希望盡可能透過這些研究，深入回答，何以中國政權能運用這些制度，去強化執(zhí)政能力，以維系一黨制的運作。
我研究所涉及的議題，包括幾個范疇的討論：干部管理體制、政策改革與決策模式、高干的后勤制度、黨的儀式性制度、輿情管理與宣傳體制，以及國家治理運作。舉例來說，我和寇健文老師發(fā)表于China Journal(2014)的一篇討論干部任命制的文章，提出了一個潛在的問題：干部晉升的年齡困境（AgeDilemma）。我們指出，為了擺脫這個困境，黨的干部管理體系內(nèi)部，出現(xiàn)了幾方式來讓干部得以擺脫常規(guī)的甄補形式，而能獲得較迅速的升遷。
又例如，在另一篇發(fā)表在China Quarterly(2014)的文章中，我試圖討論中國政府的政策學習與政策擴散（policy diffusion）過程。我在這篇文章中，提到了“Experimentation under Hierarchy in Local Conditions”的概念，認為中國政府會在適合的地方進行政策試點來降低政策創(chuàng)新的風險。所謂的“適合”，包括該地具備一定的政治條件與經(jīng)濟條件。另一篇發(fā)表在Modern China(2017)的文章，則討論領導人的調(diào)研過程，對于政策創(chuàng)新與擴散的示范功能，并分析調(diào)研的政治功能。我以科學發(fā)展觀的政策為例，去討論領導人在調(diào)研過程中所釋放的訊息與相關的政策創(chuàng)新。
我也針對黨在政治決策上的過程，做了研究。一篇發(fā)表在China Journal(2019)的文章，討論“領導小組”的機制、功能與運作。我主要討論領導小組的三個主要角色：小組組長、牽頭部門首長，以及辦公室主任，去探究他們?nèi)绾瓮高^正式制度途徑與非正式政治制度途徑，去整合部門的相關利益。
最后，我近年來的一個關注重點，移到了國家的基層治理。在即將發(fā)表在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的一篇文章中，我與廖幸謬博士，共同撰文討論中國當代農(nóng)村的扶貧政策。我們選擇了一個尚未被充分討論的議題——駐村“第一書記”——去分析上級政府是如何透過這項制度去穿透（penetrating）下級政府，讓上級的扶貧政策受到有力的推行。這項做法，對于強化中央對基層的治理能力，扮演了一定的功能。
換言之，我這幾年的研究，從組織∕菁英面向，與國家∕社會面向著手，討論了幾個相關議題，并都已經(jīng)發(fā)表了數(shù)篇SSCI的文章。我希望這些研究，對于當代中國的政治或社會研究，能做出一些貢獻。
一場“自我救贖”的學術歷程
我走上學界這條路，可以說是個意外。從小，我的成績不是挺好，小學與中學老師對我的評價多是“中規(guī)中矩”、“勤能補拙”等令人有點沮喪的話（現(xiàn)在看起來）。家人對我的期待，也僅是希望我長大后出社會，有能力照顧自己即可。其實，我在大學之前所受的教育，是非常填鴨式的教法，加上父母的觀念比較保守，完全以考試和分數(shù)來評價知識的學習效果，令我非常反感。因此，在國中與高中時期的學習，基本上是有意識的抵觸與對抗?；叵氘敃r的歲月，確實非常不振作。但臺灣這種填鴨式的教育環(huán)境，始終讓我有窒息的感覺，一直想逃離。
1995年，我參加了臺灣的大學聯(lián)考。父母考慮到我過去的學習狀況不佳，在各領域沒有什么特殊的表現(xiàn)，因此強迫我在填分發(fā)志愿時，優(yōu)先填寫臺灣各地的師范學院。臺灣當時有九所師范學院，是培養(yǎng)小學老師的專門機構。我希望填寫歷史系或政治系，但父母認為這些系所未來沒有工作保障，因此堅持要填寫師范學院，畢業(yè)之后便可以成為小學老師。當時，和父母大吵了一架，但終究沒有勇氣堅持我的選擇。最后，分發(fā)成為臺中師范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成為當年的大一新鮮人。
進入師范學院后，很快的就從新鮮人的喜悅，回到了自己的真實世界。我對離開小學教育界的決心，有增無減。當時的師范學院在大學體系內(nèi)，是極為封閉的系統(tǒng)。舉例來說，校內(nèi)老師對于臺灣風起云涌的民主化與本土化運動，多持敵視的態(tài)度。在學習過程中，這四年大學教育對我的知識淬煉幾乎沒有幫助，于是我開始逃學，甚至缺席期末考。我跑到圖書館自修，待在書店，或是到處聽演講，尋找在思想上的啟發(fā)。大學成績之爛，從成績單一望便可知。我記得每年的平均分數(shù)多落在65分上下，被當?shù)舻目颇坎粍倜杜e。大四那年，我重修了30幾個學分，幾乎畢不了業(yè)。大學畢業(yè)后，我僅當了一年的小學老師，便自愿放棄教師資格。我當時的想法，是考一個與法政相關的研究所，好好重新充實我的相關知識。最后，我考入了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在這個以研究中國大陸聞名的教研單位，度過我的碩士班與博士班的8年時光。
博士學位的修讀期間，內(nèi)心開始有了彷徨與不安。我對于未來渺茫的前途有點悲觀。當年放棄了小學教職，全力攻讀研究所的決定，是否過于沖動與自負？在當時，臺灣高教的萎縮的現(xiàn)象已經(jīng)逐漸浮現(xiàn)，由于在1990年代后，臺灣新生兒的出生率逐年降低，這讓許多大學在2010年之后，無法招到充足的學生，財政出現(xiàn)問題，因此降低了教職的甄補量。許多畢業(yè)的學長姐，成為流浪博士，四處以鐘點計酬的方式授課，卻找不到正式教職來保障工作與生活。再加上本土博士在條件上，不如海歸派，畢業(yè)之后找不到正式教職成為常態(tài)。我開始理解到父母當年的擔憂。每次參加親朋好友的聚會，也常被冷嘲熱諷，譏笑一位年過30歲的男人還沒有正式工作。好高騖遠、不切實際等負面批評，陸續(xù)傳到我的耳里。當時放棄小學教職的決定是不是一個錯誤？好幾次，在夜闌人靜的政治大學操場上，我一個人獨自走著，也默默地問自己。
一定要拼出成績！不想被人看不起！我的人生在大學畢業(yè)后，經(jīng)歷了一個轉(zhuǎn)折點（turning point），放棄小學教職而開始進行學術研究。從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角度來說，這個轉(zhuǎn)折之后沉淀成本（suck cost）極高，我也只能硬著頭皮走下去，不然就前功盡棄，真的是一事無成了。我用兩年的時間，全心把博士論文寫完。期間，我獲得中研院政治所的博士培育計劃，很感謝當時的吳玉山主任與師長對我的提攜。
此外，我從碩士班開始，就強迫自己盡量撰寫論文，并發(fā)表在臺灣的重要期刊。累計到博士班畢業(yè)，我在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SSCI）已經(jīng)發(fā)表了10篇。但很不幸的是，這還是無法讓我找到正式教職。在畢業(yè)后兩年的教師面試，處處碰壁。當時，真的有不如歸去的想法。如果再選擇一次，我一定不會放棄小學教職。
所幸，在2010年6月畢業(yè)后，我隨即就獲得科技部的經(jīng)費，到博士班導師寇健文教授那邊擔任博士后研究員。前后在寇老師那邊，擔任兩年又兩個月的博士后生涯。這個待遇，讓我避免像許多流浪博士一樣，到處打工兼課而無暇研究。對于科技部與寇老師的這份恩情，我永遠感念于心！當時，我聽從寇老師的建議，開始著力于英文文章的發(fā)表，希望能發(fā)表于SSCI期刊，看能否增加求職的競爭優(yōu)勢。
我將過去的一些未發(fā)表的研究，撰寫了兩篇文章，都投到SSCI刊物。第一篇投稿到Modern Asian Studies，主編沒送審就直接拒稿了。另一份投到知名的中國研究刊物──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主編只收到一位審查人的建議，然后也決定退稿，因為評價實在太差勁了。第一回算是玩完了。我還記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的審查人，有一句評語是這么寫：Very bad logic andcontent, not worth reviewing at all。當時，心理有點不服氣，好歹我也在臺灣的TSSCI發(fā)表了10篇文章，怎么審查人講的好像我完全不會寫論文一樣！
怎么辦呢？在求學時，政治大學的老師沒有教我怎么寫英文論文，但在寶貴的博士后時期，我一定要想辦法寫幾篇英文并獲得SSCI的接受，不然就沒意義了。當時為了增強我的英文口語和作文能力，自費請了一位英文家教，她是英國女孩，小名叫Nikki。她獲得臺灣“外交部”的兩年獎助金，到政治大學外交所攻讀碩士學位。在一次家教課程時，我跟Nikki提到，我有兩篇英文文章被退稿，她感到有點訝異，要我把文章拿給她看?？床坏饺昼?，Nikki告訴我，被退稿是當然的，因為我的寫作除了文法有問題外，最致命的缺陷是，寫作邏輯完全不是英文思維，而是標準的中式論文。Nikki說，幸好她懂得中文，可以了解我文章的意思，但一位沒有中文背景的西方人，肯定很難看懂我在寫什么。我希望Nikki多教我一些，因此讓她教我怎么寫論文，甚至跟她掛名合作。
經(jīng)過一年的學習，我逐漸能理解中文與英文的表述方式，幾乎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世界。華人的英文寫作，在文法與用字上，可以請英文專業(yè)人士來修改。但論文邏輯與表述方式一旦有瑕疵，則很難修改。這往往是決定一篇論文是否被接受的關鍵之一，因為你有好的觀點，好的材料，若無足夠的寫作技藝（writing craft），則無法透過“論文包裝”來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在博士后研究員的第二年，第一篇成功挑戰(zhàn)SSCI的論文出現(xiàn)了。一篇討論中國宣傳制度的文章，被重要的中國研究期刊China Quarterly所接受。在收到接受信的那一剎那，我感動得掉眼淚，足足哭了五分鐘。沒過多久，另一篇討論中國黨內(nèi)選舉制度的文章，則被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出版的Asian Survey接受，但這次我只有哭一分鐘。從感動的時間急遽下降來看，證明經(jīng)濟學所謂的邊際效用遞減法則（The law of diminishingmarginal utility），確實亙古不易。在2012年，我已經(jīng)有兩篇SSCI文章，加上其他的TSSCI，讓我順利在當年進入“中央研究院”政治所工作。之后陸續(xù)發(fā)表文章，迄今已經(jīng)有25篇英文文章被接受或刊登。
回顧自己在過去二十年的人生經(jīng)歷。平心而論，我真的寫不出太華麗的辭藻，說明自己有什么高貴的動機，驅(qū)使我進入學術界工作。當時，只是因為不想繼續(xù)待在小學教育界，而另謀出路。在陰錯陽差的情況下，我選擇了深化學術研究這條路?；蛟S，若有機會再回到20年前，我不會堅持一定要放棄小學教職（古人的智慧告訴我們，乖乖聽爸媽的話真的不會錯），更不會一頭栽進學術界。誠如法國作家Boris Cyrulnik在著作《逃，生：從創(chuàng)傷中自我救贖》（Sauve-toi, la viet’appelle）所說的，讓困頓經(jīng)歷能夠秘密地出柜，并發(fā)展出心靈韌性（resilience）來自我救贖?；蛟S，這二十年的遭遇與閱歷，正是一段自我救贖的過程吧！
博士論文的構思與回顧
1. 契子
當2010年1月底的某一天，我在計算機前將博士論文初稿的最后一個字打出來之后，整個人癱坐在椅子上。歷經(jīng)兩年的構思與一年的撰寫，這本論文──中國大陸省級政治改革的邏輯：“政績─派系”模式的解釋──終于完成了。但很意外的，心里卻沒有太多欣喜的感覺，我直覺接下來的挑戰(zhàn)將更嚴峻，包括口試、論文修改、尋找教職。但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確信自己即將擺脫學生的生涯，走向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回想自己在政治大學東亞所的碩士班、博士班修業(yè)期間，受到師長與同學的啟迪甚多。論文指導教授是政治大學政治系的寇健文博士。記得我和寇老師的結緣，是在2004年初的某一天，當我寫完一篇關于黨內(nèi)派系研究的文章后，不知道要找誰幫我審閱，竟不知天高地厚的寫信給寇老師，詢問他是否愿意給我意見，老師也很爽快的答應。之后，寇老師請我做兼任助理，正式將我引進中國政治的殿堂。這幾年來，寇老師不嫌我行政能力的不足，愿意繼續(xù)給我工讀的機會，一路栽培我到博士班。論文寫作與修改的過程中，多次和老師討論當中的問題，感謝老師給我反省與修正的機會。
另外，幾位老師的提攜與指導，也令我難以忘懷的?？谠囄瘑T楊開煌老師、吳玉山老師、徐斯儉老師、張執(zhí)中老師，針對筆者原稿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建議與質(zhì)疑，令我感到受益匪淺。關向光老師是我在碩士班的指導老師，我永遠感念關老師的處事風范與對筆者的照顧。李英明老師是帶領我踏進中國大陸研究領域的入門老師，碩士班時期上李老師的中國意識型態(tài)課程的回憶，仍是歷歷在目。文化大學的趙建民老師對于黨政事務的熟悉，是我常常請教的對象。在浙江大學教研的耿曙老師，也是我的啟蒙老師。耿老師對于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的指導，是我在學生時期的另一個收獲。
這本博士論文，記錄了我在東亞研究所博士班時期的一段思索過程。從架構建立、數(shù)據(jù)搜集、理論驗證，以及內(nèi)容的撰寫，都讓我倍感壓力。諸多關鍵問題，是反復推敲才逐漸厘清。博士論文的初始想法，是我在2006年左右，研究“黨內(nèi)民主”建設（例如鄉(xiāng)鎮(zhèn)黨委的公推直選、黨代會常任制）。透過文獻閱讀與樣本分析，我發(fā)現(xiàn)中國大陸在當時推動黨內(nèi)民主的主要地區(qū)，主要是貧困鄉(xiāng)鎮(zhèn)。這似乎不符合西方民主化理論的預期──經(jīng)濟發(fā)展導致民主──如果黨內(nèi)民主也屬于一種“民主”，那為何推動的主要地區(qū)不是中國富庶省份？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兩年，我搜集相關文獻資料，發(fā)現(xiàn)部分學者已經(jīng)試圖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但欠缺整體而宏觀的面向的分析研究。我與寇老師討論了幾次，在他的鼓勵下，決定以該題目為博士論文。
2. 困惑
我當時的一個困惑，是想回答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為何中國大陸地方所出現(xiàn)的政治改革，模式與進程并不盡相同？事實上，部分大陸學者已經(jīng)注意到中國大陸省份改革的迥異，但其觀點散見于一些座談會發(fā)言與時評文章。李凡針對四川與浙江的政改模式，做出精辟的洞察。他認為四川的改革是政府所推動的，著眼于政府體制內(nèi)部的改革，因此指導性較強；而浙江的改革則重視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系，因此自發(fā)性較強。有學者從經(jīng)濟發(fā)展的觀點，去解釋溫嶺為何實施“民主懇談”。由于浙江的經(jīng)濟發(fā)達已到了一定程度，使得官員不再以經(jīng)濟增長率為互相攀比的表現(xiàn)，而更重視社會綜合發(fā)展的狀況，這使得“民主懇談”的政改在溫嶺得以推動。史衛(wèi)民指出，中國基層民主政治的發(fā)展路徑存“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與“中間突破”的爭論。這些不同的改革路徑，有可能會造成改革模式的迥異。上述學者的觀點，提供筆者一些靈感，但由于多數(shù)文章并非嚴謹?shù)膶W術著作，因此欠缺周嚴的理論架構以及詳實的數(shù)據(jù)，論點并不深入而流于片面。
我希望提出一個簡單而富有學術性的分析架構，并透過個案比較，更有系統(tǒng)地回答這個問題。在浩卷繁帙的文獻中，往往可以看到學者多從中央的角度，去描繪中國推行了何種政治改革。但卻欠缺從地方的角度，去剖析不同的省份為何推行不同模式、進程的政改？如果中央有一套既定政改方針，那何以地方會呈現(xiàn)出不同的政治發(fā)展？如果我們仔細思考這個問題，會發(fā)現(xiàn)似乎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制約著中央、地方領導人對于政治改革的認知與方針。這些特殊的因素究竟是什么？我反復思索了近三年，并將這段日子的“愚者之得”寫成該本博士論文。
簡言之，我希望以較為重要的解釋項，來討論這個有趣的現(xiàn)象。在查閱相關文獻并透過思考后，我進一步將解釋項放置在“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的“派系政治”，以及“正式政治”（formal politics）的“干部考核制”。我用這兩個變項，作為博士論文的核心關鍵。
我進一步將研究問題聚焦于兩個層次。其一，為何少數(shù)地方省份，出現(xiàn)了大規(guī)模且激進的政治改革？我從派系政治的觀點出發(fā)。文獻對于“派系政治”有深入的探討。其理論核心，是黎安友（AndrewJ. Nathan）稱之的“扈從關系”（clientelist tie）。我認為這些發(fā)動改革省份的一把手，可能和中央領導人，存在著某種信任的特殊關系，因此上級給予這些省份更多的改革先行權，從而引發(fā)大規(guī)模且激進的改革。
中央與省級一把手是否存在扈從關系，是影響該省是否會出現(xiàn)政治改革的關鍵。這個問題涉及到一個核心的關鍵，也就是省委書記是否有能力承擔改革的風險（risk)。政治改革的風險同時存在于中央與地方干部之間。對于中央而言，“風險”在于政改在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先例可循。就地方干部而言，其“風險”在于中央所提出的許多政改，只是一個空泛的原則，必須進一步來具體化、操作化。但地方干部的“改革模式”與“結果”，必須透過中央的認定，才能夠成為地方干部的政治利得。相反的，如果改革模式與結果，并不受到中央認可，則政改反而成為推動者的負資產(chǎn)，可能斷送其仕途。重慶市某黨委書記，在2004年實施鎮(zhèn)黨委書記和鎮(zhèn)長的直選改革，被認定違背上級組織的領導而遭到撤職處分，就是一個例子。我認為政改的成敗，并沒有一個明顯的預期標準。這反映激進的政改存在較高的風險與不確定，有時必須賭上政治生命，對于干部而言無異是一場“零和”游戲（zero sum game)。
對于干部而言，如何降低風險就是核心的關鍵。就省委書記而言，其與最高領導人是否存在著高度信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最高領導人將更大的改革試點權交給自己的“扈從者”（client），而這些“扈從者”也“預知”自己未來的改革，將會得到最高領導人的默許與包容。即便改革失敗，“扈從者”也不容易受到處分，因而愿意推動更為先進的改革。省委書記和最高領導人的“扈從關系”(parton-clientship)，使得省委書記獲得心態(tài)上的安適感。誠如白魯恂（Lucian W. Pye）指出，在中國文化當中，依附權威是獲取安全感最佳的手段，這是“關系網(wǎng)絡”在中國政治亙古不衰的原因。
其二，為何這些少數(shù)省份的改革模式迥異？這些地方出現(xiàn)的改革主要有兩類，一是政治改革（例如干部甄補方式），一是行政改革（例如部門整并）。“派系政治”只能解釋為何少數(shù)省份會出現(xiàn)大規(guī)模的政治改革，但無法說明為何這些改革的類型不一樣。對此，我進一步提出“政績導向的機會主義”來解釋。在中央重視的兩大政績指標——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省委書記會做出理性抉擇。在省級領導的任期有限的前提下，干部會在小康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和諧社會（社會維穩(wěn)）的“政績”考核中，追求任期內(nèi)易于實踐的目標。誠如白蘇珊（Whiting Susan）所言，地方領導會依據(jù)high-powered incentives，選擇有利的考核項目進行表現(xiàn)。
我認為這是地方干部依據(jù)地方具體狀況來追求的改革實效最大化。貧瘠地區(qū)較需要進行社會維穩(wěn)，因此政治改革有助于這項任務。這可以2005年前后的四川為例。而較富裕地方，則傾向追求經(jīng)濟發(fā)展，從而推對行政改革。這個個案以廣東為樣版。在干部考核制的激勵下，地方領導干部為追求政績導向的機會主義，因此會依據(jù)地方狀況，來決定是傾向于推動政治或行政改革。這就是我博士論文的主要觀點。
3. 探索
在有了基本的研究問題與理論架構后，我接下來就是要找出實證數(shù)據(jù)，并透過適合的研究設計來論證我的想法。我透過跨個案分析（cross-case analysis）的方法，選擇幾個中國大陸的省份，進行比較研究。首先，我必須先選擇一個不合“常理”的個案來進行解釋。我想要問的問題是：為什么經(jīng)濟不發(fā)達的省份，領導干部要進行“基層首長選制”的改革？這個現(xiàn)象的代表省份是四川，但該現(xiàn)象卻不合“現(xiàn)代化理論”的預期，我將以四川為個案去剖析這個有趣的問題。
其次，依循著四川的研究結果，我進一步要問的是：假如在經(jīng)濟發(fā)達的省份，領導干部是不是就不積極推動“基層首長選制”改革？如果四川是從“正面”（positive）的結果去建立理論，則我們必須借用“反面”（negative）的角度去加強理論，它屬于四川政改的“反面?zhèn)€案”。由于社會科學難以透過實驗的操作來制造兩種對立的情境，因此納入“反面?zhèn)€案”來做“跨個案研究”，成為加強“因果效度”的方法。該個案作為對照組，必須和實驗組呈現(xiàn)“最大相似”（most similar）的情境，以探求“在其他條件相似的情況下，如果變項A消失，是否結果也消失”。廣東和四川正是“最大相似”的情境。兩省的政治體制相同。但廣東、四川兩省的經(jīng)濟狀況不同。廣東作為四川的“反面?zhèn)€案”，筆者將得出以下結論：在經(jīng)濟富饒的廣東，領導干部普遍不熱衷追求“基層首長選制”改革，反而偏好推動“行政三分制”來發(fā)展經(jīng)濟。從四川與廣東的正、反個案中，本研究已經(jīng)建立了更全面的理論：經(jīng)濟貧困的省份，領導干部傾向改革“基層首長選制”；而經(jīng)濟富裕的省份，則偏好推動“行政三分制”。
最后，在透過“正面”與“反面”的個案，去建立理論后，必須更進一步去深究，是否有不符和理論預設的“異例”（anomaly）？這些異例是否會對原有理論存在更多啟發(fā)？我的第三個問題是：是否有個別省份的政改不符合四川、廣東個案所建立的理論？其原因為何？江蘇就是一個有趣的異例。該省經(jīng)濟富饒，卻廣為推行“基層首長選制”改革，這不符合前文理論的預期。江蘇這個異例有幾個議題值得深入討論，包括：為何中會選擇該省進行“基層首長選制改革”的試點？是否是該省有推動“基層首長選制改革”的歷史背景？李源潮在推動該項改革后，對其仕途是否有所幫助？上述問題，我都一一答復在博士論文。
簡言之，在2005年至2010年，四川與廣東分別推動中國境內(nèi)最大規(guī)模的政治與行政改革。此外，我還納入的江蘇這個有趣的個案。該省的南北兩地分別試行政治與行政改革，蘇北的經(jīng)濟不佳而蘇南的條件富裕，這進一步論證的我的假設。因此就“派系”與“政績”的面向來看，確實可解釋──何以這三省推動大規(guī)模改革？及為何其改革的類型出現(xiàn)迥異？──這兩個我在博士論文當中，想回答的關鍵議題。
派系與政績兩個變項，是學界在解釋中國地方官員行為與升遷的兩個重要概念。為了增強我對文獻的理解，我花了一年的時間盡量搜讀相關的文獻著作。包括薄智躍、Maria Edin、Frederick C.Teiwes、何包剛、Lowell Dittmer、李成、李連江、Kevin J. O’Brien……等人的文章與專書。這些文獻對我來說，幫助極大。
事實上，我在研究生時期，就大量閱讀西方關于中國政治研究的文獻。我發(fā)現(xiàn)西方文獻的強項，是將復雜的現(xiàn)象與以概念化和理論化，并能與比較政治或其他學科的領域進行對話。這一點，中文作品多所不及。但西方文獻的缺失，是往往欠缺足夠的實證數(shù)據(jù)來論證。這一點反而是中文作品的強項。
我希望博士論文不但有一個創(chuàng)新的架構，還可以看到豐富扎實的經(jīng)驗數(shù)據(jù)來論證。我搜集了大量的省級與地方的報刊，閱讀后做時序的整理來還原個案的歷史場景。在2009年3月間，我有幸獲得政治大學的經(jīng)費支助，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半個月，進行資料搜集。我從推滿報紙的書庫，搬出江蘇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進行影印與閱讀。我在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待了將近半個月的時間，從早上九點半開始工作，一直做到下午五點左右休息。這段日子回想起來，是一個很充實的時光，特別是現(xiàn)在公務繁忙，要騰出一個禮拜的時間去做這種數(shù)據(jù)搜集，都非常不容易。
另一次的資料搜集，是2008年7月，我獲得臺灣陸委會的“中華發(fā)展基金”的補助，赴大陸進行一個月的資料搜集。透過政治大學陳德升老師的協(xié)助，我到上海社科院進行一個月的學者訪談與資料搜集。期間，我與許多大陸先進交換意見，獲得許多指點與啟發(fā)。我特別感謝上海社科院的劉杰老師與王海良老師對我的指導。透過在大陸的田調(diào)，我取得了許多寶貴的資料，并激起我更多的想法。這段時光對我的幫助真的很大。
在歷經(jīng)兩年多的資料搜集后，我相信當初的假設可能是成立的。2009年，我獲得“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的博士后選人培育計劃，資助我一年的論文撰寫經(jīng)費，讓我心無旁騖的將論文完成。我用了半年就將博士論文的初稿趕出來，再用三個月來修正補充。2010年3月，我通過了博士論文的答辯，并順利在該年6月底，取得政治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4. 省思
在我進行論文撰寫期間，一個始終困擾我的問題，也可能是多數(shù)中國研究學者的疑義，那就是中國研究對于整個政治科學或比較政治的通則化，是一個幫助或削弱？太多學者在這方面進行辯論。例如，Kevin J. O’Brien認為中國的個案有其特殊的生命力與價值；但也有一些比較政治的學者認為中國的個案應該放置在世界政治的視野中來展現(xiàn)，換言之，中國的個案并不特殊，學者應該要從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比較中，追求定律與法則。
我在博士論文撰寫期間，一直想透過較新的比較研究方法，來展現(xiàn)出中國研究的新意義。在博士班期間，我對于Charles C. Ragin、David Collier、James Mahoney、Alexander L. George和John Gerring等人發(fā)展的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例如Boolean algebra analysis來追求因果關系，或利用Conceptual constructionanalysis來定義概念內(nèi)涵，深深感到著迷，也希望運用這套方式在我的個案比較當中。我在博士論文用了不少篇幅寫了關于質(zhì)性研究方法與個案選擇等內(nèi)容，試圖想把中國研究與比較政治的理論或途徑接軌。但在口試期間，也有老師提醒我在傳統(tǒng)的中國研究的領域，這套QCA恐怕不是主流，未來會找不到對話的學者。當時我認為這應該不是問題，但后來我將這些運用QCA的中國研究文章投稿，馬上被主編退回。
在我這幾年的學術生涯中，要在比較政治學者和中國研究學者當中二擇一，我毋寧選擇后者。當然，我不是不認為比較政治或新的研究途徑不重要，但在傳統(tǒng)的中國政治研究中，目前學界的主流似乎還是對于新穎的中國故事，或是中國學者熟悉的一些概念感到有興趣。換言之，傳統(tǒng)中國研究和比較政治之間的隔閡，確實存在，這也迫使年輕學者必須選邊站，以利于日后在相關重點期刊中，找到同好來刊登研究著作。歷經(jīng)博士論文的洗禮和日后的發(fā)展，我目前將自己包裝成一位中國研究學者，但日后行有余力，我還是希望能從比較政治的視野來進一步強化自己對于中國研究的認知。
5. 余韻
這本博士論文的構思與資料搜集，讓我花了些心力。而博論的內(nèi)容與架構，奠立了我往后進一步進行學術研究的框架。后來，我將博士論文改寫成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邏輯：四川、廣東、江蘇的個案比較”的專書，于2012年在臺灣五南出版社出版。此外，我將博士論文的理論架構重新思考與改進，并增加了大量的新數(shù)據(jù)，撰寫名為 “Experimentation under Hierarchy in LocalConditions: Case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Guangdong and Sichuan, China”的英文文章，于2014年發(fā)表于China Quarterly。至此，我對于中國大陸省級改革的個案比較研究，總算是告一段落。
進入中研院后，我有更多機會和世界一流學者交流。我逐步覺得當初撰寫的博士論文，可以和更多文獻進行對話，例如中國的改革模式或是制度擴散（policy diffusion）等學術脈絡，都可以提供更為廣泛的思維空間，能進一步深化我的研究貢獻。在博論的基礎上，我將研究視野擴散到比較威權、國家社會關系，以及央地關系的角度，并針對相關重要議題進行研究與撰文。換言之，再一次看我在9年前完稿的這份博論，發(fā)現(xiàn)有許多可改進之處。但這本博論，畢竟承載我在這五年博士生涯的一段思索過程。雖然學生生涯最終必須劃下句點，但知識的拓荒正進一步開展。以后，還會盡量延續(xù)下去。
最后，在我內(nèi)心深處，一直把這二十多年的求學與學術生涯，視為一段自我救贖的鞭策過程?；蛟S，隨著年紀的漸長，我在做學問與處事的心態(tài)上，也會有不同的改變。在宋朝詞人蔣捷的那首“虞美人•聽雨”，提到人生聽雨的三層境界中，我剛好坐落于“壯年聽雨客舟中”的迷惘。但回顧過去，畢竟我并沒有自怨自艾，也沒有書空咄咄，而是逐步實踐我想要追求的理想。下一階段的目標呢？我還沒有細想，或許到了“而今聽雨僧廬下”的老年境界，我會發(fā)現(xiàn)，一輩子汲汲于功名的態(tài)度，并無法帶來心靈真正的平靜。套句電影“奪橋遺恨”那句經(jīng)典臺詞： “A Bridge Too Far”。